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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十四章 股市中没有常胜将军,没有一个股神没做过股渣

    离开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之后,股市最佳的赚钱时光一去不复返。这让我难以释怀。整整四年的时间,市场横盘,人们无钱可赚。比尔·亨里克斯说得好:“当时的市场上,臭鼬都放不出个屁来65。”

    看来我好像时运不济,不过也许是上帝在磨炼我。但我想自己好像没有坏到需要上帝惩戒的程度。我在证券投机中从未做过任何坏事,以致必须用债务来赎罪,也没有像傻子一样操作过。我做过的事情,更确切地说是我绝不染指的那些事,在42街以北都应当受到褒奖而不是责难,但在华尔街却变得如此荒唐可笑,代价惨重。到目前为止,整件事最糟糕的地方在于,它逼着人得出结论,在股票市场上就不该有人性。

    我离开了威廉森的公司,试了试其他公司。在哪儿都亏钱,是我活该,因为我总想逼迫市场履行它根本没有的义务,也就是提供赚钱的机会。在券商处赊账并非难事,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相信我的为人。当我停止赊账交易时,共欠了一百多万。这一大笔债务是否能让你明白他们到底有多信任我吧?

    那几年我一直亏,不是我不会做股票了,问题是,在这不幸的四年里,根本没有赚钱的机会。我却还在不停地交易,总想赚一笔本钱,结果只是让自己的债台越筑越高。我不愿再债上加债了,朋友们也不容易,所以我停止了操作。终于,我因为无法承担更多的债务而不再独立交易,之后就开始靠替别人处理交易维持生计。他们知道我精通股票,即使市场再萧条也能应付。我从顾客盈利中抽取一部分提成,作为服务的报酬。这就是我的生计,或者换句话说,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。

    当然,我赚多亏少,但总也赚不到足够的钱切实有效地减轻债务。情况越来越糟,最后,我这辈子第一次开始觉得泄气。

    好像没有一件顺心的事。我没有忙着哀叹自己从身家数百万、拥有两艘游轮沦落到负债累累、俭朴度日。我不喜欢眼下的日子,但也没有自怨自艾。我不打算就这么等下去,耐心等待上帝和时间终止我的困苦。所以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问题。很明显,摆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赚钱,而要赚钱,我只能通过交易股票,而且得做对。我以前的交易都很成功,我只需再次成功即可。我曾不止一次凭小笔本金滚出巨额利润。市场迟早会给我这个机会的。

    我自己清楚,千错万错都是我自己的错,市场从不犯错。现在我有什么问题呢?我质问自己,就像研究自己各阶段的交易问题时一样认真仔细。冷静地思考后,我得出结论: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一直担心自己的债务,对债务的担忧困住了我。

    我必须解释一下,问题不只是我放不下债务而已。任何商人在常规经营中都可能贷款,我的大部分债务都和经营中的债务一般无二。商人们也会遇到罕见的反季节天气,时间一长自然要借债;而我的亏损也差不多,只是因为市场环境不甚如意。

    时间一天天过去,我还不起债,所以开始越来越被债务牵绊。我得强调一下,请记得,股市上的亏损,让我欠了一百多万的债。大多数债主都很不错,没有为难我。但有两个人实在让我烦得慌。他们天天盯着我,我一赚钱,他们就会及时出现,质问我赚了多少钱,坚持让我立刻还钱。我欠了一个人800块,他威胁说要起诉我,要搬光我的家具等等。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认为我在藏匿财产,难道我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个就要穷死的流浪汉?

    我不断深究问题,最后终于明白了问题的重点。这次不在于我是否能够准确读盘,而在于准确解读自己。我冷静地得出结论:只要我继续忧心忡忡就难有作为,而同样明显的是,只要我欠别人钱,就一直会忧心忡忡。我的意思是,只要债主有权来烦我,或者坚持让我赚一点就还一点,我就永远攒不够做交易的本金,我就永远不能重整旗鼓,卷土重来。一切都清楚了,我告诉自己说:“我要宣布破产。”不这样我怎么才能解脱呢?

    这事听起来容易又合理,不是吗?但我可以告诉你,这让人很痛苦。我讨厌破产,我不愿让别人误会或瞧不起。我本人从不太在乎钱,从来不重视钱,更不认为值得为钱说谎,但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。当然我也知道,如果我能重整旗鼓,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,我不会赖账的。但除非我能像过去一样交易,否则我永远不可能还清那一百万。

    我鼓足勇气去见我的债主们。这事对我来说太难了,原因之一是,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老朋友和老熟人。

    我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,我说:“我走这一步不是因为不想还钱,而是为了对我们都有利,我必须进入赚钱的状态。在过去的两年里,我一直在考虑这个解决方案,但一直没有勇气站出来向大家坦白。如果我早这么做,事情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。归根结底一句话:只要债务缠身,我就没办法像原来那样交易。我现在决定要做一件一年前就该做的事,理由就是刚才的解释。”

    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人,基本上就代表了所有债主的意思。他代表自己的公司说:“利文斯顿,我们理解,完全理解你的处境和意思。我会告诉你我们会怎么做,我们会让你解脱。你可以让你的律师准备好任何文件,我们都会在上面签字的。”

    所有的大债主普遍都是这个意思。这就是华尔街的另一面,它不是看轻金钱所以善良和慷慨,但它会极其明智地做决定,生意就该这么做。我既感激他们的善意,又欣赏这种明智。

    债主们对我高达一百多万的债务网开一面,但有两个小债主不肯签字。其中一个就是我说过的那个“八百块”。我还欠一家已经破产的证券公司六万块,接手的人完全不了解我的为人,于是一天到晚老是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即使他们愿意照着大债主的榜样去做,从法律上讲也没有签字的资格。总之,我之前说我欠了一百多万的债,但我的破产账目单上却只有大约十万美元。

    报纸上印了我破产的消息,我非常难过。我向来欠债还钱,但这种经历让我无比羞愧。我知道,只要我还活着,总有一天会还清的,但并不是所有读了这篇报道的人都能理解。看到这篇报道,我都不好意思出门见人了。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,因为从此再也没人来骚扰我了,我如释重负,如释重负的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达。那些人之所以骚扰我,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一个人想在股票投机中成功,就必须全身心地投入。

    摆脱债务烦恼后,我的思想解放了,又开始交易,而且看到了成功的希望。下一步就是再筹笔本钱了。证交所从1914年7月31日到11月中旬停市,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任何交易,华尔街一片荒凉。我还欠着朋友们的债。他们一直对我友好又讲义气,我也不好意思再开口向他们借钱,没人有义务帮别人这么多忙。

    我遇到的困难非常大。因为证交所休市的缘故,去求券商赊一大笔账是很困难的。我去了几个券商那里,都没有什么结果。最后,我在1915年2月去找威廉森。我和他说自己已经摆脱了梦魇般的债务困扰,准备像以前一样交易了。你应该还记得,当初他要我帮忙时曾主动给我提供2.5万块那回事吧?现在我需要他的帮助,他说:“如果你看好哪支股票,想做500股,那就做吧,没什么问题。”

    我谢过他就离开了。他曾经妨碍过我大赚,而且他们公司从我这里赚过大笔的佣金。我承认,一想到威廉森和布朗公司没有借给我足够的本金,我就有点上火。但已经这样了,我只能开始小笔交易。如果上来就能多做一些,迅速恢复财力其实很简单,但现在只能做500股。但不管怎样,我意识到,重整旗鼓的机会来了。事情就是这样的。

    离开威廉森的办公室后,我开始全面研究市场形势,并重点研究了自己的问题。众所周知,当时是牛市,可我只有500股的机会。也就是说,我有限制,没有多少余地。我无法承受开门黑,首笔操作中,一点点的回踩都会承受不起。我必须做稳第一笔交易,这样我才能有本金。我买的第一个500股必须有利润,我必须赚到实打实的美元。我知道,除非赚到足够的本钱,否则判断力再好也没什么用。没有足够的本金,做交易就无法淡定冷静,这种精神状态源自能承受一定损失的能力。66以前,我在下大注前总会先测试一下市场,而在测试中遭受一些小损失是家常便饭的事。

    现在回想起来,当时的我知道自己正处于投机生涯的关键点。如果这次失败,真不知道还要再等到何时何地才能再获得进场的本钱。很明显,我只能等,等待最佳的进场时刻。

    我没坐在威廉森与布朗公司的办公室里。我的意思是说,连续六周我一心读盘,刻意不去他们公司。我担心一去那里,就可能禁不住诱惑在不正确的时间交易不适当的股票,只因我知道自己可以做500股。交易商除了要研究大环境、牢记市场先例、考虑大众心理、了解券商的限制之外,更必须认识并防范自己的弱点。你无须和自己人性中的弱点生气。我感觉解读自己和解读行情同样必要。我研究了自己,知道活跃市场会对我产生不可抗拒的诱惑,知道自己会冲动,会忍不住出手。我研究自己的弱点时持有的情绪和精神,就像分析粮食环境和收益报告时一样,客观而冷静。

    这样日复一日,我身无分文,急着重新进场。我坐在另一家券商的报价板(在这里我一股也交易不了)前研究市场,不错过行情上的任何一笔操作,等待最佳时机向我吹响全速前进的号角。

    在1915年初的关键时期,我最看多的股票是伯利恒钢材。它会涨,原因全世界都知道,战争来了嘛,造炮弹需要铁,所以钢材铁定会涨。我十分确定它会涨,但为了确保旗开得胜(我必须开门红),我决定等它的价格突破标准后再出手。

    我之前说过,经验告诉我,一支股票首次突破100点、200点或300点后,几乎总会再继续涨30~50点,而且突破300点后的速度,会比突破100或200点时更猛。我最早的大成功之一就是安纳康达,我是在它突破200点时买进的,次日于260点平仓。在价格突破标准后再买的操作,是我老早就在用的交易方法之一,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在投机行做的时候。

    你可以想象,我是多么渴望回到从前那种大手笔交易。我急得想不顾一切马上开始,但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。如我所料,伯利恒钢材不断走高,一天比一天高,我真想马上跑到威廉森与布朗公司去买500股,但我压住了冲动。我知道,自己的首笔操作必须稳妥,再稳妥都不为过。

    它每涨一个点就意味着我又少赚了500块。它涨的第一个10点意味着我本可以加码了,手里就不再持有500股而是1000股了。这样,每涨1个点我就可以赚1000块了。

    但我没有听从内心喧嚣的希望和信心,我只关注来自经验和理智的忠告,把自己牢牢地粘在椅子上。当我有了充裕的本钱,才能拥有冒险一搏的资本。但是,我没有本钱,任何风险,即使最小的风险,对我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奢侈。六周耐心的等待,最终,理智战胜了贪婪和希望。

    它涨到90点时,想到我如此看多却没有买进,我确实开始动摇,心里开始流血。当它涨到98点时,我对自己说:“伯利恒会突破100点的,而一旦突破就会疯涨下去!”报价器已经清楚地报告了这一点。告诉你吧,当报价器上打出98点时,我心里的报价器上已经是100点了。我知道这不是基于我内心希望的狂吼,也不是来自欲望的幻想,而是我读盘本能的断言。于是我对自己说:“我不能等到它突破100点了,必须现在就出手,现在就和突破没啥区别了。”

    我跑进威廉森与布朗公司,下单买进了500股伯利恒钢材,此时价格是98点。我以98~99点之间的价格成交了500股。之后它一路飙升,我记得当天下午收盘时价格在114~115之间。我用账面利润做保证金又买进了500股。

    第二天开盘,伯利恒钢材是145点,我有本钱了。这是我应得的。等待最佳时机的那六个星期,是我一生中最漫长、最艰难的六个星期,但我得到了回报,现在我有本金可以做较大手笔的交易了。光凭500股,我是永远都难有作为的。

    不管做什么,走对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。伯利恒交易之后,我的操作都很顺利,确实很棒,以至于你都不相信是同一个人在做。其实我也真的变了,我曾经烦躁不安、错误百出,现在却安然自在、正确无误。没有不良债主的骚扰,没有资金匮乏的干扰,我就能听从经验的指导冷静地思考,所以我一路赚钱。

    就在我向确定的财富迈进时,我们突然遭遇了“卢西塔尼亚号”的打击。时不时地,人们就会遭遇一些事件,感觉就像心窝突然被刺中了一样。也许是市场为了提醒人们一个不幸的事实:没人能够永远正确,免受不利事件的影响。我听人说,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,不应对任何专业投机商产生任何重大影响,他们还说,在消息传到华尔街之前他们早就知道了。我消息不够灵通,没有预先得到消息以避开跌势。我只能告诉你,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带来的跌势让我亏了不少。加上我不够聪明所以没能预见的另外一两次走势逆转,1915年底,我发现自己在券商账户里只有大约14万美元的余额。在这整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市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,但我那年实际只赚了这么多。

    第二年我做得好多了,我运气很好。我在疯狂的牛市里疯狂地做多。一切都对我有利,所以除了赚钱没干别的。这让我想起了标准石油公司已故的h.h.罗杰斯的话,大意是:赚钱的机会来时,挡也挡不住,就像一个人在暴雨天出门没带伞,想不淋湿都难。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明显的牛市。每个人都清楚,一战中协约国从美国购进各种物资,所以美国一跃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。我们销售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产品,迅速汇集来自全世界的硬货。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黄金像激流一样涌进这个国家。通货膨胀在所难免,当然,这意味着所有东西都会涨钱。

    从一开始一切就非常明显,所以根本不需要人为制造牛市。这次牛市来得非常迅速,比以往任何牛市都快。战时的繁荣发展得非常顺,比任何其他繁荣都更加自然,而且给广大股民带来了前所未闻的利润。也就是说,1915年的大牛市中,几乎所有人都是赢家,华尔街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大的繁荣。股民们没有把账面利润换成实打实的硬货,所以到后来的股市萧条时,钱还没捂热就化成了飞灰。这是不断重演的历史情节。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,而华尔街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频繁、更整齐划一地重复历史。当你阅读当代史的股市兴衰记录,一定会震惊地发现,无论是股票业还是期货商,今昔差别是如此之小。游戏没有变,人性也没有变。

    1916年,我随着大盘的上扬一路做多。我和普通人一样看涨,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,我在时刻保持警惕。我知道,大家都知道,涨势总有尽头,而我则一直在留意尽头来临的警示。我不知道信号会从哪儿来,所以我不只局限在一个方面。我当时不是,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坚决的空头或多头。熊市曾经对我慷慨,牛市也曾帮我积累财富,只要退潮的警示一来,我就没有理由不转舵。一个人不应宣誓永远效忠空头或多头,他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做对。

    我还有件事要提醒你:市场不会灵光一闪就直冲顶点而去,也不会没有征兆就突然陡转直下跌到舱底。市场可能而且经常在股价开始普遍下跌前很久就已经不再是牛市了。我期待已久的信号来了,我注意到领涨股一个接一个地从最高点回踩了几个点,而且数月以来第一次再也没有涨回去。很明显,它们涨势已尽,所以我必须调整交易策略了。

    情况很简单。牛市里,整体价格趋势当然是确定无疑地涨,所以当一支股票背离大势,你有理由认为这支股票出了问题。但这也足以让眼亮的投机商看出别的问题。你不能指望行情像老师一样说得那么清楚明白,你的工作是倾听它暗示说“停”,而不是等它白纸黑字地通知你停下。

    正如前面所说,我注意到那些曾经领跑市场涨势的股票都停止了上涨,下跌了六七个点,然后涨不回去了。同时,其他股票在新的领涨股的带领下继续上涨。旧领涨股的公司本身并没有出什么问题,所以原因就要在别处寻找了。这些股票曾经顺势涨了几个月,它们停止上涨时,虽然牛市仍然强劲,但这意味着,那几支股票的牛市已经结束。而对其他股票来说,走势仍是坚挺上涨的。

    此时完全没必要茫然不动,因为逆流还没有出现。我也还没转向看空,因为报价器还没有给我警示。牛市还没结束,虽然已呼之欲出。虽然熊市近在咫尺,多头还是有钱可赚的。所以,我抛出的只是那些停止上涨的股票,其他股票还有上涨力,所以我既卖出又买进。

    我卖出了停止上涨的领涨股,并每支做空了5000股,同时做多新的领涨股。我做空的股票表现平平,但我做多的股票却不断上涨。而当这些强势股最终也停止上涨时,我又全部平仓并做空5000股。这时我偏向看空而不是看多了,因为很明显市场已经转熊,接下来该在做空中赚大钱了。我确定在牛市真正结束之前,熊市已经悄然来临,但我知道还不到通盘放空的时候。提前放空,不仅无益反而有害。行情只暗示出,熊市大军已兵临城下,告诉我做好准备即可。

    我继续买进卖出,这样交易了一个多月后,我总共做空了6万股,12支股票,每支5000股。这些股票都曾是股民的最爱,因为它们曾是牛市的领涨股。我的空头总额不算很大,但别忘了,熊市还没有确立呢。

    一天,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疲软,所有股票开始齐刷刷地跌。当我发现我持空的12支股票每支都有4个多点的利润时,我确定自己算对了。报价器告诉我,现在全力做空是安全的,所以我马上加码一倍。

    我建好了仓位,在很明显的熊市里持着空头。市场一头扎向我预料的方向,完全没必要打压市场。我心里有数,所以经得起等待。加码后,我就没再做多任何股票。在我全力做空的七周后,我们碰到了著名的“泄秘”事件,市场暴跌。据说有人从华盛顿提前获悉,威尔逊总统将发布消息,能让欧洲迅速恢复和平。世界大战引发并维持了美国的繁荣,而和平则是利空消息。当时有个最精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责利用了提前获悉的消息,他辩白说,自己放空股票不是因为得到了任何消息,而是因为他认为牛市已经走过头了。而我早在他之前七个星期就已经加码了一倍的空头仓位。

    消息一出,股市暴跌,我自然平仓了。游戏就是这么玩的。如果发生了计划外的事,我就会好好利用善良的命运之神赐予我的机会。因为在这种暴跌中,我拥有庞大的市场可以回旋其中,把账面利润兑成美元。即使在大熊市中,也很少有机会可以回补12万股的空头而不抬高股价,所以我必须等待市场提供机会,让我可以在不损失既有账面利润的前提下回补。

    我想指出的是,我并没有指望市场会在这个时刻因为这一原因出现这样的跌势。正如我前面所说,凭我30年的交易经验,意外事件总会顺应最小阻力方向,而我总根据最小阻力方向来建仓。还有一点要铭记于心:绝对不要妄图在最高价抛出。那是蠢人干的活。如果没有上涨空间了,就在回档的第一时间抛出。

    1916年,我在牛市做多,进入熊市后又反手做空,所以了结头寸时共赚了大约300万块。就像前面所说,你不必死守着牛市或熊市不放。

    冬天我去了南方的棕榈海滩度假,每年我都来这里,因为我喜欢在海上钓鱼。我持空的股票和小麦,都显示着可观的利润。没什么烦心事,我享受着快乐的时光。当然,除非去欧洲,否则我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不理不睬。比如,我在纽约的阿迪伦达克山区的家里有直通证券公司的电报线。

    在棕榈海滩,我常定期去证券公司的分部。我发现,我不太感兴趣的棉花走势强劲,价格一直在涨。那是1917年,人们传说着很多关于威尔逊总统努力谋求欧洲和平的消息。消息都来自华盛顿,有的是新闻报道,有的是棕榈海滩上朋友之间的忠告。所以一天我感觉,无论股票还是期货市场,走势都反映出了信心,相信威尔逊总统会成功为欧洲带来和平。欧洲和平在即,股票和小麦都会下跌,而棉花则应上涨。对于股票和小麦的下跌,我已经准备就绪,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做过棉花了。

    下午2:20,我一包棉花还没有,但五分钟后,抱着欧洲和平在即的信念,我买进了1.5万包棉花作为开始。我打算按老方法交易,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加码买进的方式,直到加满。

    下午市场收盘后,我们收到了德国的“超限战”声明,美国也被卷进了战争。我什么都做不了,只好等第二天市场开盘。我记得当晚在格里德利公司,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之一想以低于收盘价5个点的价格场外抛售他持有的美国钢材,要多少都有。匹兹堡的几个百万富翁也都在场,但没人买,他们都清楚第二天一开盘,市场必然暴跌。

    果然,你可以想象,第二天上午股市和期货市场一片骚乱。一些股票的开盘价甚至比前一天的收盘价低8个点。对我来说,天赐良机让我可以平仓所有的空头,安然获利落袋。我说过,熊市中突如其来的骚乱,是立刻回补的明智时机。如果你仓位很大,这是迅速把账面利润一分不少地转化成真金白银的唯一方法。举例说,我持空着5万股美国钢材(当然我还做空了其他期货),当我看到回补的机会,我就平仓了,共获利约150万。这样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。

    但是棉花,我在昨天下午收盘前半小时买进的那1.5万包棉花,价格开盘就跌成了负数。真是名符其实的暴跌啊!这意味着一晚上我就损失了37.5万美元。我很清楚,股票和小麦要回补空头,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棉花,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。现在,每次发现自己犯错,我通常都会立刻接受损失,但那天早上我却不愿认赔。67然后我想到,自己来南方是为了好好钓鱼的,可不是为棉花市场烦恼的。而且我在小麦和股票中已经赚了大笔利润,于是我决定接受棉花上的亏损。我就当自己只赚了100万多一点,而不是150多万,不过是个账面问题(当你向股票推销员问了太多问题的时候,他们常跟你说这个“账面问题”)。

    如果我没有在昨天收盘前买进棉花的话,就不会亏这40多万了。这充分说明,一个人在小额操作中也有可能迅速大赔。我的主仓是绝对正确的,而意外事件的性质虽然与我做股票和小麦的初衷完全相悖,但我因此受益了。请注意,最小阻力方向的价值再一次得到证明。价格的走势还是我预测的方向,德国的战争声明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市场因素,但价格的走向没变。如果没有任何意外,我的三个仓位就都100%正确了(股票和小麦会走低,而棉花会飞涨),我就能把三个仓位都平仓获利了。我的股票仓位和小麦仓位都是正确的,按照最小阻力方向,所以意外事件只会促成它。而在棉花上,我的操作是建立在市场之外的不确定因素之上的,也就是说,我赌威尔逊总统会为欧洲带来和平,是德国军方领袖的决定让我在棉花上亏损的。这就是此次盈亏的教训:是根据最小阻力方向还是靠赌。

    1917年初,我回到纽约,还清了共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务,我很高兴。本来几个月前就可以还清的,但我没有,原因很简单:我的交易频繁且成功,所以我需要所有的钱做本金。我必须为自己(也为债主们),把握住1915年和1916年的市场繁荣带来的所有机遇。我知道自己会大赚,而且不担心让债主们多等几个月,因为他们本来是不指望一定能收回欠款的。我不想零星地还债,也不想一次还一个债主,我想一次还清所有债务。所以,只要市场对我有利,我就会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全力交易。

    我想给他们支付利息,但所有签了免债合同的债主都坚决拒绝接受。我最后才还那个“八百块”,是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负担,正是他的骚扰让我一直无法正常交易。我让他等着,直到他听说我还清了所有其他人的债务。我想给他点教训,让他学会下次要体谅别人,尤其是他才借了几百块而已。

    我就这样东山再起了。还清所有债务后,我拨出一大笔钱作为年金。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让自己陷入那种负债累累的处境了,滋味很不好受。自然,我结婚后还把一笔钱划到了妻子的名下。儿子出生后,我还给他存了一笔钱。

    我这样做不只是害怕股市会把钱从我这里拿走,同样也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会动用自己能染指的所有资金。我这么做,妻儿就不会被我的交易影响了。

    我认识好几个人都做过同样的安排。但当他们需要钱时,就又去哄骗妻子签字拿出,结果全都亏掉了。但我把这事安排得挺妥当:无论是我想还是妻子想,这些钱都不会动。它绝对安全,不会受我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影响,即使我的交易有需要,即使妻子爱我所以想动它,都不可能。我切断了那条路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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